一、指导思想上的异同

郭雍比朱熹年长20余岁，以易、医、兵法、历法之学显名于当时。其易学著作有《郭氏传家易说》《蓍卦辨疑》，后者全文已经亡佚，幸赖朱熹《蓍卦考误》为批驳而有所迻录，后人仍能由斑窥豹。郭雍与朱熹就蓍法（注：今人所谓“筮法”，古代易家常称“蓍法”）进行过往复较量，从郭雍的《郭氏传家易说》，朱熹的《晦庵集》《周易本义》《易学启蒙》可知郭、朱蓍法之概貌。

郭雍对孔颖达、刘禹锡、李泰伯、张载、程颐、邵雍、郭忠孝等唐宋学者关于“大衍之数”章的解读或由此总结出的蓍法作了些介绍，不难想见他也有援引先达时贤，取己所需，以证他本人主张的蓍法堪称正宗老字号的用意在。尽管后世学者一定程度上都是朱而非郭，至今余敦康先生也以为朱法较之郭法“相对优胜”（余敦康：《朱熹〈周易本义〉卷首九图与〈易学启蒙〉解读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1年第四期）。但是，平心而论，仅就学术态度而言，比起朱熹解《易》时“只要需要，就敢捏造”，郭雍还是表现得要严肃、纯粹些。然朱熹的天份实在较郭雍为高。

郭雍在探究蓍法的渊源时，与不少腐儒一样具有偏执、极端的弊病，他认为包牺画八卦，并非通过蓍法来成卦，换言之，就是卦在筮先。至于天地之数和九、六之别，在他眼中，那是文王重卦以后的事情。文王、周公殁后，圣人的大道随之湮灭，人们崇尚揲蓍末技，才有了大衍数蓍法应运出世。他甚至认为象数之学是汉代以后才附会到《易》上去的伪易学。今天我们已不难懂得，企图单谈义理而摈弃象数的做法只能说是鸠占鹊巢之举。但郭雍所处的时代，局限实在太多，这就势必导致郭雍的蓍法难以避免剑走偏锋。

《周易·系辞上传》“天一地二……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”这段文字，是最容易让学者产生河洛之说和五行入易的联想的。可郭雍不以为然。因《系辞上传》明确载有“河出图、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，他无法公然否定“河图”“洛书”与《易》之间存在的联系，便退而求其次，采用曲线救国的策略，以为河出图而后包牺画八卦，可“河图”非卦；洛出书而后大禹书为字，可“洛书”非字——那么用来成卦的蓍法自然就不能确认其必然与“河图”“洛书”有直接的关系，有关系也是间接的。至于天地之数在《系辞上传》中是否与五行有着对应的意味，郭雍说“于《易》无所见”，“非《易》之道也”，他看不出《易》里面有五行什么事，当然更看不出蓍法与五行有什么牵扯了。

朱熹作为一代大儒，与郭雍相比较，出乎意料地少了拘泥，多了焦躁。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《易》的本来面貌即为卜筮之书，为蓍法寻找理论依据时，反郭雍的“务虚”之道而行“务实”。朱熹以自己和蔡元定考订的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作为《易》的象数之源，认为大衍之数和九六八七均出自《河图》《洛书》。朱熹、蔡元定因西汉孔安国、刘歆皆论及过“河图”“洛书”，又依北魏关子明《关氏易传》，对北宋刘牧《易数钩隐图》河九洛十的“河图”“洛书”进行修订，形成河十洛九的《河图》《洛书》，并坚定不移地相信阴阳、四象、五行、八卦、九六、大衍之数都是以其作为母体的。而五行，朱熹认为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《易》密不可分。客观地讲，朱熹并未找到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以及五行与易数的实质联系（这一点，笔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作出解释），但他的直觉让人惊叹，真理只距他一步之遥了。可惜这关键的一步，他未能迈出，其后千多年的易家也未能跨越。

郭雍是缺乏理性地一味往义理上去觅蓍法的答案，他连大衍之数的探讨也以为是不可穷尽，故无穷尽之必要的。让他来做蓍法这种易学中的数学题，真正苦了他。朱熹则是百折不回地通过易数的途径去觅蓍法的真相，哪怕是缺乏论证的充分、必要条件，创造条件也要硬着头皮上。他们走的是迥异的路子，所以郭、朱蓍法最终成为“大衍筮法”富有代表性的两大流派，后来一些学者进行改进的蓍法大率未超郭、朱二人之畛域。易卦本来就是筮数而得，蓍法若是脱离了易数的轨道，结果不言可知。郭雍南辕北辙，朱熹的大方向不谬，所以郭雍的蓍法数理上极不严密，朱熹的蓍法失误程度较轻，因此后人才会有朱熹比郭雍正确的印象。

尽管如此，郭、朱蓍法在认识上还是存有不少共同点。这也是它们能统归“大衍筮法”门下的原因。归纳如下：

1、都是揲四法，得数都是四种数；

2、都将九六七八视为占筮得数；

3、都以为占筮得数不但分阴阳，而且分老少，老阴最终转换为少阳，老阳最终转换为少阴；

4、都将“大衍之数”章中“挂一”之“一”理解为一根蓍策；

5、都以为至“再扐而后挂”止，是得数成一爻。

以上几点，学者们乍看稀松平常，似无郑重其事罗列出来之必要。可是，除了第一点，其余的都站不住脚，“大衍筮法”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些地方，故先存于此处，以期引起学者们阅读以后的文章时特别之注意。此外，这几点的综合也大致可以作为“大衍筮法”的定义的。